在近日發布的《廣東省衛生計生委關于進一步明確我省基本藥物制度有關要求的通知》中顯示，自2017年7月1日起，廣東省不再對各級醫療機構（含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國家基本藥物（含省增補基本藥物）的品規數量和金額比例作具體要求。各級醫療機構可綜合臨床需求、藥物療效和價格，從新版的廣東省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中自行配備使用，并實行零差率銷售（中藥飲片除外）。基本藥物的集中采購方式和報銷政策不變。

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好消息、好兆頭”，這預示著不久，全國其他省市也會效仿廣東省的做法，不再要求醫療機構按照基本藥物目錄采購藥品；很快，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就將全面崩潰，基層醫療機構用藥將再也不受限制。

但筆者認為，基本藥物制度不該就此走向崩潰，而應該盡快走回正軌。否則，國家這8年來的努力到底是為了什么？

“基藥目錄限制了基層用藥，導致患者無藥可用，影響分級診療大局……”誠然，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被醫生和患者詬病了許多年。但我們應該明確的是，這些結果，與這項制度最初的設計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初衷

世界衛生組織對基本藥物的定義是指，可以滿足大多數人口衛生保健需求，并且應當在任何時候，以充足的數量、適當的劑型、個人和社會能夠負擔得起的價格獲得的藥品。提供基本藥物是國家初級衛生保健工作的要素之一。

因此，我國在制定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之初，曾明確將保障人民群眾公平、及時獲得安全、必需、有效、價廉的基本藥物放在首位。

2009年8月18日，國家發改委、原衛生部等9部委發布了《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管理辦法（暫行）》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2009版)。文件要求，基本藥物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配備使用，其他各類醫療衛生機構須按規定使用，并確定使用比例，同時，基本藥物在基層實行零差率銷售，取消藥品加成。這標志著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正式實施。

矛盾

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有利于保障群眾基本用藥權益，減輕群眾用藥負擔，推動衛生事業發展，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但在推行的過程中，一些無法忽視的矛盾日漸暴露。

據了解，一些省市在制定基本藥物目錄時，過分注重價格，一方面讓一些基層常用、百姓認可的藥品因為價格稍高而無法在基層使用，另一方面讓許多藥品生產企業在中標后，由于利潤過低而喪失生產藥品的積極性。

這些問題導致的最嚴重后果，就是基層“無藥可用”的困局。

藥品不能足額配送甚至長期缺貨，基層醫療機構藥品種類不全，嚴重影響基本醫療服務的開展。而在制度的要求下，醫療機構又無法私自購進藥品。日久天長，對于基本藥物制度，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怨言重重。

解決

為了讓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的藥品能夠滿足群眾的用藥需求，各地都在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基礎上對省級基本藥物目錄進行了大規模擴容。

2009年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發布后，各地在307種藥品的基礎上紛紛進行增補。即使2012年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擴充到了520種藥品，仍有不少省份繼續大舉擴容，但依舊達不到基層醫療機構需要的標準。

2014年，國家衛計委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藥品配備使用管理工作的意見》，允許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按省級規定和要求，從醫?；蛐罗r合藥品報銷目錄中配備使用一定數量或比例的非基本藥物。隨后，各省陸續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基層醫療機構采購非基藥。

2016年7月，江西省明確允許基層醫療機構在醫保藥品目錄中配備30%至40%的非基本藥物。而此前已經先行發布政策的城市，如廣東、上海、重慶、湖北、山東、湖南、福建、哈爾濱等地，都放開了一定比例的非基藥，金額和品種普遍在10%~40%之間。

目前，北京市已經統一了大醫院和社區醫療機構的藥品采購目錄，該措施實行后，慢性病患者以前需要專門前往大醫院才能開到的藥物，如今憑長處方在離家門口幾分鐘路程的基層醫療機構就能獲得。

緊隨其后，廣東省也放開了基藥目錄，允許各級醫療機構綜合臨床需求、藥物療效和價格，從新版的廣東省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中自行配備藥品。

啟示

此前，不少專家學者斷言，我國的基本藥物制度早已“變味”，甚至“名存實亡”。廣東省這一政策的出臺，的確會鼓勵其他地區采取措施，對基本藥物制度動刀。不可否認的是，各地會這樣做的動機明確，理由充分，條件成熟，結果也必定會是“皆大歡喜”。

對于群眾來說，本來應起到引導作用的基本藥物報銷政策，實質上并不比非基本藥物劃算多少，而且普遍是自己和醫生都不想用的藥。

對于基層醫療機構來說，上級對基本藥物配備、使用比例的嚴格要求，不光讓基層醫生掣肘，影響醫療服務的正常開展；更不利于分級診療制度的建設，無法阻擋基層的患者繼續被“虹吸”。

但這些都不是基本藥物制度的錯，而是執行的過程出現了偏差。歸根結底，是這項制度被給予了太多的“厚望”。

破除“以藥養醫”的不應該是基本藥物制度，而應該是執行藥品零差率銷售；

控制醫療費用增長的不應該是基本藥物制度，而應該是醫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保證廉價常用藥品持續供應的，不應該是基本藥物制度，而應該是國家層面的政策激勵與保障。

設計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初心，是想保障人民群眾基本藥物使用的公平可及，但卻造成了基層無藥可用的窘境。對于這樣的結果，將之前的工作簡單推翻或無視，就行了嗎？

假如我國的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一個孩子，那么在她的身上已經承受了多么大的壓力！孩子身上出了問題，難道不需要執行政策的“家長”們好好反思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