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甲三教授從醫數十年，善于發現規律，學術思想條理清晰、層次分明，使辨證施治、定穴配伍有章可循，方便后人學習和理解。他辨證以八綱為基礎，兼顧其他，尤為推崇仲景之六經辨證。他認為，對病癥的認識雖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但其中必有規律可循。他深諳六經辨證之真諦，臨證時將辨共性與辨個性相結合，探尋疾病發生、發展規律，從辨病、辨兼癥、辨體質、辨季節氣候、辨病程等方面詳加分析，辨明證屬，并在此基礎上選經配穴、遣方用藥，完成辨證論治全過程。

楊甲三教授（右一）指導學生針刺點穴

共性與個性是哲學中的兩個概念，是一對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體。將共性與個性概念運用于辨證中，辨共性與辨個性即辨病與辨癥的發展，充分反映了中醫理論中整體觀念的基本概念。辨共性與辨個性又不等同于辨病與辨癥，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將認識上升到研究其規律的高度。

楊老認為，病、癥、證是不同概念，但其間有密切關系，不辨病、癥即無從辨證。每個疾病既然稱為病，則必然有其特有的癥狀和體征，并有著基本的病理機制。如感冒，則必有惡寒、發熱、頭痛、流涕。如面癱，則必有口眼歪斜。這種必然具備的規律即為病之共性。在此共性之下，具體到每一個患者，又因其可有感邪之不同、素體之差異、環境之區別、疾病發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使得同一個病又有客觀差別，這種差別則反映了病的個性。

病的共性與個性的結合即為證。所謂證是指疾病發展過程中，在致病因素以及其他有關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機體所產生的臨床綜合表現。證作為病在某一條件下某一階段的反映，與病、癥的關系非常密切。因此，辨證亦即辨病與辨癥相結合的結果。如失眠是臨床非常多見的疾病，其表現個體差異很大，病因、病機復雜，可涉及心肝脾腎及膽胃。楊老在治療失眠時遵循辨共性與辨個性相結合的原則，尋找共性，注意個性，對失眠進行辨治。睡眠與陰陽蹺脈及衛氣運行有密切關系。陰陽二蹺主人體一身之動靜，晝日陽氣盛，衛氣行于陽，則陽蹺盛目張而不寐；入夜陰氣盛，衛氣行于陰，而陰蹺盛目閉而欲睡。陰陽相合則睡眠活動得以正常進行，陰陽不交則不能正常睡眠。由此得知，失眠的共有病機在于陰陽不和，陰陽不相交接使得人的睡眠活動由生理變為病理。

楊老在治療失眠時，以調和陰陽為大法。背為陽，陽中之陽心也，腹為陰，陰中之陰腎也，心腎陰陽不交，心神被擾，治療時選用本神、神庭為基本穴方。此二穴位于腦部，分別為督脈、膽經腧穴，為調神之必用穴。此外，基于患者素體強弱之不同，陰陽偏盛之差異，及病變發展之程度， 尚需辨其個性而分別配以不同治療。如兼陽虛，則配以肝俞、膽俞、脾俞、腎俞及承山、三陰交；兼陰虛，則配以列缺、通里、足三里、三陰交、太溪；兼痰濕積滯，則配以內關、公孫、足三里、曲池、合谷。如此辨證，化繁為簡。

中醫的基本理論建立在“天人相應”這一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基礎上，這種整體觀念是中醫學的基本特色。楊老認為，人生活在自然界這個大環境中，一年四季的氣候變化勢必對人體生理、病理造成重要影響。每個季節所易發疾病與其主氣有密切關系，春多傷風，夏多傷暑，秋多傷燥，冬多傷寒，長夏多傷濕，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邪為致病的主要外因。尤其是外感病、疫病有著明顯的季節特點。因而，辨證時不可不辨。

如周圍性面癱是針灸科常見疾病，其病可發于四季。楊老認為，面癱主要病機為外邪侵襲少陽、陽明， 治療此病時尤其應注重發病時間，因為不同季節發病表明感受不同邪氣。如于秋冬發病，以風寒外邪為主，春季發病則以外感風熱為主，夏季及長夏發病必兼夾暑濕之邪，選穴及刺法上必有所區別。四季節氣雖有一定的規律性，但由于自然界的變化萬千，季節氣候又受運氣影響，而有“太過”或“不及”，或相夾致病。楊老強調，在辨證時不可墨守成規、執古不化，唯有因時、因地制宜，才能進行準確辨證。尤其對流行性傳染病，更應根據發病時的季節特點，邪氣之偏盛，癥候之差別，詳加辨審。

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具有一定的階段性，每個階段的主要矛盾都有所變化，表現在病變部位深淺上下的不同，正邪消長趨勢的不同，癥狀和體征也各有特點，所以每個階段所屬之證也不同。因此，在中醫辨證中辨明病程所處階段是很重要的方面。不僅外感病如此，內傷雜病也有新病與宿病之辨。《金匱要略》中就有新咳與久咳證治各有所施的論述。在其他辨證方法中，三焦辨證和衛氣營血辨證很強調辨別疾病不同階段，病變層次也有表里、上下及氣分與血分的變化。楊老在辨證方法中非常清晰地顯示了這些辨證思想，根據每一階段疾病的主要矛盾進行分析，辨明其歸屬、病位，而后立法施治。如楊老治療中風病，其根本大法有清上、補下與補下、清上之不同。所謂清上為清在上的邪實，補下乃補肝腎之不足。中風乃老年常見病，肝腎不足為其病變之本，風痰瘀血阻絡、蒙蔽頭竅為其病變之標。病變初起邪實為盛，治則當以清上祛邪為主，輔以補下。當邪漸平，進入恢復期時，治又以補下扶正